中国人吃饭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

蒋高明

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出现了“三高一低”现象，即粮食高产量、收购量高和库存高量、且价格低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.07亿吨，比2004年增加1.38亿吨，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，增幅高达29.3%。但与之不协调的是，农民增产不增收。2014年小麦收购价一度回落到1元/斤以内，玉米回落到0.8元/斤。如果单纯从粮食“三高一低”的表观现象来看，似乎中国人吃饭可高枕无忧了——粮食那么多，又那么便宜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形势。然而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我们吃饭问题背后的隐忧却不容乐观。

第一，我国大部分省份粮食不能自给自足。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中，一半以上的省份粮食不足。其中，海南、青海、福建、浙江、上海、北京等自足率只有12%-56%。粮食真正富裕的只有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、河南等少数省份，自给率150%-375%。而甘肃、宁夏、江苏、湖南、四川等刚好够用(自给率102%-107%)，几乎无粮可调。

第二，中国耕地质量整体退化，粮食生产潜力已严重透支。我国耕地总面积在世界上排第四，仅次于美国、俄罗斯和印度，但是我国人口太多，平均到每个头上，拥有耕地才1.4亩，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50%。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。由于耕地少，耕地休养生息的机会几乎没有。且种地不挣钱，农民就不好好伺候土地。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被无情抛弃，转而依赖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除草剂，造成地力严重下降，突出表现在土壤板结、酸化、有机质下降、重金属污染、耕地污染等。因地力下降，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，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%，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。化肥利用率不断下降，由当年的几乎100%逼近目前的30%。

第三，中国粮食种植到不适应的地区，造成水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。“湖广熟、天下足”，我国传统的优质的耕地是在黄河以南水热充足的地区，但那里的人多地少。种地比较效益低，江南农民率先撂荒，农业进军到地广人稀、规模效率高的东北黑土地以及内蒙古草原地区，甚至新疆的荒漠地区，出现了“北粮南运”的格局。但是，我国北方处于半干旱、干旱地区，作物生产耗水量大，“北粮南运”的结果是造成缺水地区更缺水，干旱地区更干旱，生态退化造成大量宝贵的国土流失，出现了很多生态难民，造成了新的民族矛盾。

第四，中国粮食后劲不足，种粮大县多为贫困县。为国家贡献了74%粮食的800个种粮大县，100多个是国家级贫困县。谁种地谁吃亏，农民种地成本高，而价格低廉。以山东农村种植小麦玉米为例，化肥、农药、除草剂、机耕、浇水、收获、种子等种地成本每亩580元，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-900斤/亩（不计人工成本）。如遇天旱、化肥、农药涨价，收入只有500-600元。上世纪70年代，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1000斤/亩，可收入人民币200元，若以黄金购买力计算，值今天的2.7万元！不解决种地人吃亏问题，我们指望谁供给食物？

第五，进口压力持续增大。一方面中国粮食丰收，农民自己的粮食卖不动，一方面大量进口国外的粮食，形成“外粮内运”局面。我国粮食进口量近10年来屡创新高。据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，这些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在不断增加，2014达到最高，进口总量大的数字是1亿吨，这1亿吨中70%以上进口的是大豆(转基因大豆为主)，达到了7140万吨。2015年年上半年，我国累计进口包括小麦、玉米、大麦在内的谷物及谷物粉1629万吨，同比增长超过60%。加上大豆，中国粮食自给率已低于80%，这对13亿的大国是很令人担忧的。

第六，国际资本尤其种业大军进军中国。国际资本瞄准了中国市场，ABCD四大粮商都在中国布局。种业沦陷严重，继中国大豆种子被垄断后，中国蔬菜、玉米种业岌岌可危。而就在欧盟几乎全面退出转基因的同时，国外转基因公司联络境内的生物技术专家，鼓吹政府大力发展既不增产，又不环保，且有健康安全隐患的转基因种业。欧盟28个成员国中，已有17国（和地区）正式绕开转基因陷阱“上岸”。它们是，奥地利，克罗地亚，法国，希腊，匈牙利，拉脱维亚，立陶宛，荷兰，波兰，比利时国的Walloia地区，保加利亚，丹麦，德国，意大利，斯洛文尼亚，塞浦路斯，英国的苏格兰、威尔士、北爱尔兰区，其余欧洲小国采取谨慎观望态度。在全球转基因市场严重萎缩的今天，转基因公司将目标锁定中国，这不能不令人生疑。

第七，人类食物生产与给动物饲料生产采取同样的方法，食品品质下降。目前动物消耗的粮食已超出人类，跃居首位，但很多动物并不是以粮食为食的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加上粮食与副食品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脱钩，再加上长期以来农业重数量，轻质量，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，廉价的食品逐步与垃圾联系在一起。食堂、个人、家庭，以及粮食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严重，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可养活2.5到3亿人！我们大量进口的粮食，在餐桌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垃圾。食物直接等同于垃圾，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信号，而这个危机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着。上世纪60年代那场“三年特殊时期”发生之前，就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，如果那场饥荒是政治挂帅造成的，未来的粮食饥荒则将由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引爆。

针对上述出现的客观现实，建议中央政府果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，牢牢把握中国人吃饭权，中国人饭碗里要装中国自己的粮食。具体建议如下：

  第一、将人类吃的粮食与动物饲料粮分开，分类生产口粮与饲料粮。对于口粮和主要经济作物，在水热资源较好的传统农业地区，采取精耕细作的办法，即生态农业的办法生产，达到国家要求的有机标准或至少绿色标准。提高优质健康无农残粮食与食品附加值，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，全民动员解决“吃得饱、吃得好”问题。

第二，就地城镇化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。目前我国还有一半人在农村，另外我国的土地一家也就十来亩地，与国际资本拼数量是我们的劣势，但发展高效优质的生态态农业是我们的优势。采取科学的生态种养措施，农药和化肥用量可大幅度下降，生态环境会进一步改善。围绕着种植、养殖、加工与销售等等环节，增加生态就业机会。如果市场前景看好，农二代、大学生二代等优质劳动力会进入生态农业领域，粮食生产潜力会进一步释放。中国涉农与环保方面的资金，即健康保障、社会服务的资金应向广大农村倾斜，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，盘活农村市场。

第三，育种要多渠道。对于一些传统的种子资源，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下来的种畜禽资源一定要保护。育种是要靠高科技的，但育种是多途径的，分子育种或转基因育种，不能是唯一的途径，不能将经费都押宝到转基因育种上。目前经费支持严重失衡。对于一些种质资源，国家可通过让农民种植，国家高价回购的方法维护下来，并不断提高质量，而来年继续种植富裕的种子可作为粮食消耗。

   第四，立足国内，适度进口，但进口的粮食以做饲料为主。不停止粮食大量进口，化肥农药即使零增长，也是在高位运作。人与动物吃的粮食在质量上没有区别，城里人与农民是的蔬菜、肉、蛋、奶、粮食采取双轨制，农民自己留着吃的食物不能变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。进口虽短暂缓解粮食安全压力，但长久也不是一个好的计策，且有安全隐患，当战争或市场波动时，有钱也买不到粮。

第五，适度鼓励种粮大户连片集中土地，提高规模效益，但其用途应以饲料和工业原料为主。当前的做法是借助化学化、生物技术化的技术，利用大型机械，实现大规模生产，政府的各项补贴向大农户倾斜。好处是管理起来容易，缺陷是食物多样性和粮食单产出现不可扭转的下降。对于土地广袤的东北、华北平原，这个对策是有效的。不过这样粗放式农业方式产出的粮食，我们建议用于饲料和工业原料。但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干旱、半干旱地区的农田，逐步退出恢复草原和荒漠，发挥其生态屏障功能。

第六，建立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。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和事实来说话，以计划+市场行为带动粮食安全问题解决，避免政策上“一刀切”现象。国家购买农业、健康和环境保护服务，发挥国家涉农、涉环保、涉健康资金使用的有效性。前提条件是，国家资金向环境友好型、粮食保障性的生态农业倾斜，鼓励固氮、固碳、化肥、农药、农膜减量型农业。

总之，粮食问题不是单一的科技问题，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，还是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。如果找对了路子，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但有解，还捎带解决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、雾霾问题、医患矛盾问题、就业问题、社会和谐问题等等。反之，如果路线错误，我们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乃至社会动荡。